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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国古兵器研究的先驱-周纬先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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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6 09:48: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中国古兵器研究领域中,有两部著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中国兵器史稿》和《亚洲古兵器图说》,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就是周纬先生。周纬先生是中国古兵器研究的先驱,这两部著作亦为中国古兵器研究的奠基之作。
由于历史原因,周纬先生的存世资料甚少,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对周纬先生的生平也均无研究,这与周纬先生在古兵器研究领域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形成极大的落差。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搜集周纬先生资料,研究周纬先生的著作、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这些资料一部分来源于散落的民国挡案,主要是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和南京档案馆的原始挡案;另一部分来自周纬先生的后裔,他们的回忆和口述。笔者曾多次拜访周纬先生之子周南老师,并和他长时间交谈,从零散的记忆中寻找历史的痕迹。
       笔者有幸阅读并研究周纬先生的遗稿,由此触摸到历史的脉搏。笔者仔细研究了周纬先生著作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生活的年代,他们与周纬先生之间有何种关系,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它们对周纬先生产生何种影响。
      周纬先生生活的时代恰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年代,发生在这个年代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周纬先生有着某种联系,在历史背景下对周纬先生的一生进行研究,令人受益菲浅。
      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差不多又花了两年时间寻找周纬先生的后裔,查阅了可能查阅到的档案资料,录下了上百小时的谈话录音。零散的资料,破碎的记忆,渐渐的,一个陌生的名字鲜活起来,一段不为人知的史实,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从遥远的年代中逐渐显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穿过烟雾弥漫的历史静静地来到我们的面前。
      虽然仅凭这些仍然是不足够的,正如几粒珍珠不足以串成为项链一样,祈图恢复已淹没的历史原貌,恐怕只是一种奢望。不论是否承认,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保存这几粒珍珠,并期望将来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史实,以串成完整的项链。

一、生平略传

周纬,字传经、仰庚,号星槎,原籍贵州镇远。
周纬的父亲周杰(字礼三)祖居镇远,以授业为生。周杰多次应试不举,在馆塾授业,娶有一妻谭氏,育有一女。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二月十五日,黔北凡净山‘余匪’窜扰镇远,铜仁,思州等处”【1】。为避苗难,周杰携妻子和女儿离开镇远,投奔远在江苏淮安的周姓亲戚。周杰带着全家人一路向东,出贵州,穿湖南,过江西,越长江,入安徽,走走停停,旅途甚为艰辛。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途经安徽寿州,妻子谭氏有了身孕,行动多有不便,遂在寿州暂住,当年妻子谭氏诞下一男孩,取名周纬。
直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在离开镇远九年之后,周杰一家四口方才平安抵达江苏淮安。
周杰在淮安的授业馆谋到一份工作,全家在淮安定居下来。周纬自幼在此环境中成长,受到良好教育,饱读五经四书,为其后学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周杰辛劳一生,未满五十岁便在淮安去世,留下三女一子,此时周纬仅16岁尚未成年。母亲谭氏无以为生,只得携子带女离开淮安投奔远在江西南昌的周家亲戚。
到南昌后,周纬入南昌学堂就读,南昌学堂为官办,设英文,周纬喜习英文且成绩优秀,在学堂中出类拔萃。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周纬以优异成绩获江西省保荐去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同年底由京师译学馆官派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04年周纬进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是最早来到巴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系统法学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周纬师从比弗卢瓦教授,顺利完成在巴黎大学法学院的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周纬又选修了桥路河海工程学,并且获得法国桥路河海工程师的职称。从巴黎大学毕业后,周纬进入了法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包德钢厂担任工程师。
1905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二十一岁的周纬与比他年长五岁的法语老师,德国贵族冯·伊丽莎白·乌木洛夫小姐在巴黎结婚。
1910年(宣统二年)周纬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航空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当时航空领域最新成果,包括热气球、飞艇、滑翔机和飞机等各种航空器。书中介绍了与航空有关的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最新的航空工程学理论,并有附图五十页,用中文书写。他将书稿寄回了中国,在国内刊印发行,这本书成为国内最早系统全面介绍航空学理论的书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纬夫妇移居瑞士弗里堡城(Fribourg[法])。在那里周纬出版了《外交法上的治外法权》和《国际运货公司法律上之责任》两部法律专著,两部书均用法文写成,是国际法领域内最早的专业法律书籍。
一年后的1917年(民国六年)周纬在法国巴黎和瑞士日内瓦同时出版了法文版的《国际社会之法律组织(国际三权之组织法)》。在这本书中周纬明确提出了国际组织中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在解决国际爭端中不以战争为最终手段的观点。这部法学著作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具有指导性意义,书中的理论成为日后国际组织的基本准则。这些学术成就使周纬成为世界知名的国际法学家。
1918年初,周纬回国,经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的举荐,周纬旋即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处任二等秘书。同年11月11日《贡比涅森林停战协议》签定,德国投降,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中国政府随即组成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正式代表由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财政总长施肇基和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祖等五人组成。周纬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随代表团出使巴黎和会。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定,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宣告成立。中国派驻国联代表为驻美大使顾维钧,派驻国联秘书是周纬。同年12月国际联盟首届大会闭幕,中国常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办事处成立,附设於英国大使馆。周纬出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办事处一等秘书兼秘书长,继而任国联帮代表【2】,常驻日内瓦,负责办事处的日常工作。
1920年(民国九年)周纬的专著《民族联合会(国际联盟) 》手稿,由北京政府外交部出版发行。1926年北京政府外交部出版了周纬撰写的《国际联盟会之组织经过及吾国历年参与会务情形述要》一书。
1921年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经过审查著述和投票选举,周纬和日本学者安达峰一郎(日本驻比利时大使)、中村进午(东京国际法教授)三人获选为国际法研究院会员,周纬是首位入选该研究院的中国会员。
国际法研究院原译国际法学院又称国际法学会,简称I.D.I。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不受任何政府及政治的影响,也不评论特定事件。国际法研究院以发展国际公法与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每两年开一次年会,并且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国际法研究院成立后,在促进各种国际公约签定、改善国家之交涉、实践民族平等、编撰国际法典等各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04年国际法研究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在国际法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为和平解决各国争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际法工具。时至今日,国际法研究院依然是世界国际法学界的最高殿堂。
此时周纬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在国内外法学界享有盛誉。1926年周纬因其外交成就获智利政府颁发二等勋章。
1926年(民国十五年)夏,42岁的周纬奉命调回北京政府外交部,出任外交部条约司第一科科长,从此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欧洲外交生涯。
周纬在国际法学界的成就和威望,使得他在回国后即被多所学校聘为教授。首先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周纬为北京大学法科国际公法教授,蔡元培当年曾在译学馆教授过国文。其后,周纬被北京畿辅大学校长关庚麟聘为国际公法和工厂管理法教授。周纬到南京后,又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之邀,教授国际公法及工业经济。此外,周纬还在外交部俄文法政专校教授行政法等。周纬根据各个学校教学的需要,编写了《交通经济学》、《二十世纪财政学》、《世界民主国宪法群考》、《行政法》等多种讲义和教材。
1928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外交条约最高决策机构,会长由外交部长兼任。周纬被任命为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
1930年(民国十九年),周纬的法学专著《新国际公法》(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精装出版。周纬在这部专著中对国际公法发展进行了祥细的总结,并阐述了自己在国际法研究的结果。全书共四篇,三十多万字。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
↑《新国际公法》(上册),1930年(民国十九年)商务印书馆精装出版,布面烫金。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
↑《新国际公法》上册,内封页。周纬先生时任的职衔:欧美国际法学院会员、法学博士、桥路河海工程师、南京中央大学国际法教授、前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前国际联盟会中国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代表。

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副院长资深外交家张继,外交部长王正廷,国民政府委员、后任交通大学校长的王伯群、外交部次长唐悦良和张我华等多人为书作序。、
《新国际公法》在国内获得了一致好评。该书出版后即成为国际公法的标准教材,北京大学和国内各大学法学科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将该书作为国际公法教课书,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依然是研究国际公法所不可缺的参考书。
一年后,1931年(民国二十年) 周纬的另一部法学专著《工厂管理法》由商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周纬从欧洲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畿辅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工厂管理法教材经整理后成书出版。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为本书题名并作序,立法院长胡汉民为该书题词曰:“以国际之成法 为工商之良 市”,(注:“市”字左边有“耳”偏旁,字库无此字)为该书写序的还有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堂,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前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荫泰,曾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畿辅大学校长关赓麟等多位学者名流。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
↑《工厂管理法》1931年(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所题。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立法院长胡汉民为《工厂管理法》一书的题词。

《工厂管理法》是我国首部关于工厂管理法律的专著,书的出版给当时处在新兴阶段的中国工业界带来巨大影响,开启了我国工厂法律的先河。该书自1931年初版后,又于1932年和1935年两次再版,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自1916年周纬第一本法学著作《外交法上之治外法权》出版,到1931年的15年间,周纬已经出版了12本法学著作(包括大学讲义),涉及多个法学领域,且多为开创性,周纬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佼佼者。
1930年8月23日由立法院长胡汉民提名,国民政府任命,46岁的周纬进入立法院第一届立法会任立法委员,是第一届立法会特别增补的4名立法委员之一。周纬因其在国际法领域和外交领域的杰出成就,同时被任命为外交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从一名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变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构的成员,从此步入政治领域。自担任第一届立法委员起,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周纬连任立法院第二、三、四届立法委员,是立法院最资深的立法委员之一,事业达到了颠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纬因故未随国民政府去重庆,改名换姓更衣蓄须留在南京躲避战乱,专注古兵器研究。1949年1月周纬因脑溢血在南京家中去世,享年65岁。

二、剑庐藏兵

虽然周纬是一个国际法学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其一生的最大追求和成就却是对中国古兵器和亚洲古兵器的研究。
周纬自童年起,便对古兵器产生浓厚兴趣,“余童年即喜把玩家藏之周剑,以劈厨刀,厨刀辄缺其口,深异二千数百年前之朽物,铜绿满身,何以尚能犀利坚固若此,是必古人之文化艺术,有非今人所能及者。稍长喜读侠义之书,窃慕削铁如泥之宝刀名剑,而以未能见及为憾。”【3】
1919年赴欧洲担任外交官后,周纬利用工作闲暇时遍游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博物馆,观摩研究馆藏古兵器,深入各国图书馆查有关资料和古籍,阅读各种古兵器研究的专业书籍和杂志刊物,访问欧洲及各国古兵器收藏家,观摩实物,虚心求教古兵器各种知识,对古兵器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考察、学习、搜集和研究。
周纬说“壮年治学,遂未遑注意及此。迨至再度遊欧,绾理外交,获与波斯、土耳其、印度、日本诸国名士贵族及收藏家,时相过从,见其厅间壁上,所悬古刀良剑,珍若珙壁,怦然心动,请解绶出鞘一观,则凛若寒霜,灿如日星,皆余数十年欲见而未获见之斩钉截铁刀剑也。乃知周秦而后,亚洲及其他民族,真有此等宝物,童时读书,并未受绐。乃发奋穷其究竟,走读欧洲各国图书馆,遍求其藏书之底蕴,遍览各国各地博物院,研究其实物之体质,并觅访各国藏兵专家而虚心请益,至诚受教,如是十年,学乃大进。”【4】
经过十年时间的积累,周纬从外行变为内行,从好古玩古之人成为考古研古之人,从对古兵器的爱好收集,转为对古兵器整理研究,并最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中国和亚洲古兵器史。
中国文化历史上没有收藏古兵器的传统与习惯,中国的收藏家藏书藏画不藏兵。自秦始皇起奉行的销兵政策代代相袭,战事一毕,兵器尽为犁铧,无人收藏。专制制度下收藏兵器的风险更令人望而却步,记录兵器的书籍稀少,研究之事更无人问津。清晚期兴起的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热,才使得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有铭文的古兵器,究其文字,拓片收藏。
周纬在与欧洲收藏家的接触和学习中,实际接触到亚洲古兵器,深刻领略到古兵器所包含的文化艺术之美,从而开始收集亚洲古兵器。
1926年周纬从欧洲回国后,在南京慈悲社20号设计并建造了欧式别墅,起名“剑庐”,【5】将其藏品尽入剑庐。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南京慈悲社20号,大门内右边绿树掩盖中的别墅即为周纬先生故居剑庐。

剑庐共藏有各类古兵器约250多器,计亚洲各地区古刀剑140余器,火枪及火药壶约40器,体卫及斧锤兵器等10器,日本古兵20余器,另有少量中国古兵器及非洲古兵器。
这些古兵器的来源正如周纬《剑庐藏兵》序中所言:“……偶见亚洲古兵佳器,必穷究之。笔者先后留国外二十余年,游踪遍国四十余国,每见亚洲古兵器之佳者,辄以金易之,此剑庐藏兵数百器之由来也。阅时三十年,历地四五洲,始克微此为。”“均亚洲古兵器中之佳品,其间颇有欧美各国博物馆及收藏家所勤求而未获者,亦特别珍贵而难觅其匹者”。【6】
剑庐藏品第1、2、3号为“伊朗金盔,金腕甲和金盾牌各一具,均为16世纪之器,以金名之者,因其钢底上嵌金为花纹和铭文,金光耀日,远看俨然金制,钢底上雕刻几满,手工极为精致细密。”【7】虽体卫兵器仅5件,但其精致足以与俄国彼得堡皇村别宫(Tzarskoe-Selo)藏品媲美。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剑庐藏品,体卫兵器,1号波斯战盔,3号波斯护腕甲和5号波斯盾为一套,用黄金铭有波斯文格言及年年份,为16世纪波斯贵族遗物;4号是波斯战盔,用黄金装饰并铭文,为I6世纪波斯皇族遗物;5号为印度战盔,饰有黄金锡克族文字,系17-18世纪印度锡克族酋长遗物。

剑庐藏有燧石枪,不但数量多且异常精美,其中有铭文的燧石枪13支,而非常难得的双枪竟达7对之多。这部分藏品主要来自原格鲁吉亚第比利斯(Tiblis)贵族祖巴诺夫(Zubalof)亲王,数量约30件左右,主要包括燧石枪,火药壶和高加索地区古兵器,均为精品。周纬先生与祖巴诺夫亲王(Zubalof)早在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熟悉,祖巴诺夫亲王去世后,其的后裔将藏品转让给周纬。故剑庐的火兵器收藏独具特色。
其中第22号藏品是一支长管燧石抢“枪管钢质,完全以金丝金片镶嵌,俨如金质。管之下端近柄平面上有嵌金之“Khemkhal Sahibihon Aba Moslem Khan”名铭。木质枪柄枪壳,全用银片包裹,银上复用黑珐琅起花,四银环套亦然,俨如银柄壳。板机及枪通条之上部均系钢质,镶嵌金丝。枪托之大头系一大块象牙,嵌有金条花纹。”为高加索王所用之器【8】。藏品第43,44号是一对燧石枪“钢质铳管上有17世纪意大利著名兵器制造家拉扎里诺·科米纳佐(Lazarino Cominazo)之名铭。”【9】
在剑庐收藏的燧石枪中还有18世纪德国著名兵器制造家克里斯托夫·屈那特(Joh Christoph Kuchenreiter)所制造的燧石双枪;意大利皮斯托亚(Itly Pistoya)生产的燧石双枪;出自阿尔及利亚,枪铭为哈比卜(Habib)的燧石枪;17世纪土耳其酋长和18世纪撒丁岛酋长的燧石枪;以及来自阿尔巴尼亚、高加索、阿富汗、埃及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贵族的燧石枪和火药壶,这些藏品无不工艺精湛,保存完好。剑庐所藏亚洲燧石枪不逊欧美各大博物馆。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剑庐藏品,长燧石枪。从左至右依次为25号以黄金镶嵌图案,为库尔德和土耳其人遗物;26号枪上铭有撒丁岛标志,系18世纪该岛酋长遗物;21号枪上有铭文及编号,出自阿尔及利亚;22号枪管用金片镶嵌,为高加索王用枪;27号枪管外包象牙,为15世纪伊斯兰人遗物;23号枪上有铭文,出自阿富汗;24号出自摩洛哥。除24号外其余均为祖巴诺夫(Zubalof)亲王旧藏。

剑庐藏品中最重要当属亚洲古刀剑,周纬称其“大都系斩钉截铁之佳品焉。”古刀剑中有铭文的刀剑超过50器,包括镶嵌金铭文(Khatchr Naserd Ding)的波斯王长剑(51号藏品),铭有(Sultan Suleyman the Magnificent)文的苏莱曼苏丹的Peshkabz短剑(61号藏品)等。绝大多数藏品均系土耳其、埃及、印度、高加索、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贵族刀剑。这些刀剑均用优质钢制成,非但刀身遍布花纹锋利无比,且柄鞘制作精美装饰华丽,而以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钻石等名贵宝石以黄金为托镶嵌於柄鞘者,比比皆是。
剑庐第79号藏品为Qilidj或Pala腰刀,“系18世纪中期土耳其贵族之物。”“上镶嵌红绿宝石及红珊瑚550块,用镀金银丝穿连于纹饰上。刃鞘之背面镀金铜片上攒刻各种花卉,并铭有回历1175年年份。”【10】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
↑周纬先生《剑庐藏兵》手稿,正面为古兵器图片。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周纬先生《剑庐藏兵》手稿,反面为古兵器说明。

剑庐的139号藏品为十六世纪印度贵族之坎查剑(kanjar),“白玉柄,柄端雕为莲蓬形,上嵌绿、紫、红宝石各一枚(直径14-18毫米);鞘套为压花赤金质,嵌有红、蓝宝石及祖母绿、绿松石近400枚。此剑共有宝石444颗。”【11】
其中极为珍贵的前高加索王夏米尔(Chamyl)的一柄恰西克(Schachkal)长刀,藏品编号为66号。这柄刀系“纯钢质刃,中部有一深槽,旁边有两小槽。柄包厚金叶及缠金线。”“刃极锋利,耀日光寒,下段血痕斑斑,盖夏米尓力抗俄军数十年手刃敌人无数之宝刀也。刃上有嵌金名铭,以赤金为柄,上刻碎锦团花,颇有中国作风;白银为护手,作十字形,中有花纹;黑皮鞘之上下套饰及中箍以及两环均以白银为之,刻长园花纹,赤色长丝带有金丝坠络,亦东方习惯也。”周纬认为“此剑虽名恰西克,但已属于晚近之变体矣。”【12】
剑庐藏兵第157号是一柄十五世纪的布哈拉王刀,刀的长度超过60cm,极为罕见。这柄刀为“花纹钢刀,两边及上端均有凸形缘边,刃背及近柄处镶嵌金丝。老海獭牙质柄,中部钢片满嵌金丝。柄上镶有祖母绿、红宝石19颗及碧玉3枚,均用金座半嵌入柄内,另用金丝有联贯作枝叶形。刀鞘系压花金质,饰花卉及波浪形纹饰。鞘之上下两段满嵌宝石,计有祖母绿与红、蓝宝石227颗及红珊瑚42块、碧玉13块,均用金座半嵌鞘内。”【13】
周纬对此布哈拉王刀评价道:“著者所搜集之之武器中亦有阿富汗及布哈拉古刀数件,颇非易得之品。尤以布哈拉王之大柄宝刀,可谓稀世珍品,其钢刃之花纹极为细密精致,牙柄及金鞘上镶嵌青、红、绿各色珍贵宝石至300余粒之多,饰花纹之金鞘亦美,乃各博物馆未见之品也。”《西清续鉴》中曾经记载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和三十四年(1769年)西北各回部进贡乾隆皇帝的兵器“均系阿富汗等伊斯兰人之名刀古剑及佳斧,乃百年以上之物,然以之比较著者所获之布哈拉王室刀,则此各刀剑之刃质与柄鞘均远不能及也。”足见此刀之名贵,可谓剑庐镇宅之宝【14】。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
↑剑庐藏品,图片中间第157号藏品为布哈拉刀,是15世纪的布哈拉王遗物,刃背及近刀柄处镶嵌金丝,刀长超过600毫米,镶嵌祖母绿、红、蓝宝石、碧玉等各种宝石和玉石300多块。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剑庐藏品,从左至右依次为155号kindjal短剑,有俄国注册标记,为18世纪俄国贵族遗物。156号日本短刀,刃上有铭文,18世纪遗物,153号Kanjar剑,象牙柄,16-17世纪波斯或北高加索贵族遗物;150号Kanjar短剑,柄端镶一巨大钻石,为16世纪波斯王族遗物;152号Chilanumduan短剑,为13或14世纪印度王公遗物;151号是波斯风格Kanjar短剑,镶嵌有一粒红宝石和22颗钻石,17世纪遗物;154号kindjal短剑,有俄国注册标记,为18世纪俄国贵族遗物。

对于剑庐的藏品,周纬这样评价:“法国古兵器家夏尔·毕丹所藏高加索兵器,数不甚多,种类尚称完备,但不如著者剑庐藏兵中所收集者之精美华丽耳。”【15】观剑庐之藏品,可雄视天下,其数量之多品质之优,为斯时国内乃至亚洲地区首屈一指,尤以亚洲及伊斯兰古兵器最为精美,时至今日仍令人怦然心动,叹为观止。周纬亦当之无愧的跻身于世界古兵器收藏家之列,在中国古兵器收藏家中可谓前无古人。剑庐藏兵成为周纬先生研究亚洲古兵器最重要的实物基础。
周纬对剑庐的所有藏品进行了编目,拍照、分类、编目和注释说明。详细列明了藏品名称、造型、铭文、装饰、特点、年代、来源等,详细完整。所有说明文字均用毛笔小楷书写,字体纤细工整,一丝不苟,无错漏修改。最后周纬将图片汇为一轶,配以封面,装订成册,即为《剑庐藏兵》。
周纬认为:“盖因古人尚武,人皆以兵自卫,而其殉葬之物,又首重兵器,兵器既为古民族生活中最重要又最尊敬之物,故其铸造极为精细,且深具时代性。是以考古家既可以凭借古兵,以断定古代各民族之文化时期及其族别。又可鉴认其艺术之深浅消长,及其科学技能发明进化之程度。甚至自铜器时代以来,各民族强弱兴衰之变迁过迹,亦可於兵器一端瞻之焉。”【16】从根本上认识到古兵器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更是研究一个民族历史发源最为重要的文化物证,其价值绝非一般文物可比,不可小觑,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三、鸿篇巨著

周纬的古兵器研究得到中外知名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帮助。
1923年,英国教育部长瓦德(Ward)奉英国玛丽皇太后(Queen Mary)之命,将一册名贵伊斯兰古兵器影集颁赐给周纬。这套影集中的印度和尼泊尔古兵器是1875和1876年印度王公献给英国王储的,它们被收藏在伦敦莫尔伯勒宫(Marlborough)。影集还包括桑德灵厄姆宫(Sandringham House)中印度王公献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印度古兵器的照片。
获得皇室,特别是皇太后的颁赐在英国是极高的荣誉,殊为罕见,当是对周纬先生研究亚洲古兵器的褒奖。这些珍贵照片后被收入《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一书。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伦敦莫尔伯勒宫藏印度古兵器,照片为1923年英国玛丽皇太后(Queen Mary)所赠。

周纬回国后,“一方面致力於吾国古兵器,自石兵铜兵顺代而下,以迄清代兵器,为有系统之研究;一方面继续与亚洲各国各地兵器专家及博物院考古学会地质学会教育机关等联络通信。”【17】
著名历史学家陆懋德将自己收藏的商代青铜矛拓片赠送给周纬,该拓片后被收入《中国兵器史》。罗振玉的妻弟范兆昌将其在北平琉璃厂买到的清吴大溦所藏古“鱼肠剑”拓片送给了周纬,该拓片为吴大溦亲拓并有题记,后周纬先生在其著作中所用。周纬老友驻瑞典公使王景岐寄来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青铜剑照片和拓片多帧。同为立法委员、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贡觉仲尼,将自己拍摄的西藏武士和武备图片毫无保留的提供给周纬,使周纬对藏族武备有了最直接的一手资料,这些图片均被收入其著作中。
1935年3月26日周纬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写信,希望获得馆藏文物照片,同年4月3日周纬再次去信,说明对馆藏古兵器如何进行拍照做了详细说明,并表示会承担照相和照片的费用。其后,山东省立图书馆藏青铜炮等古兵器图片,均被收入《中国兵器史》书中。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三日(1935年)周纬先生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的亲笔信。

然而,此时的中国并非太平盛世,内有战乱,外有寇患,收集古兵器资料实物实为不易。“箸者于此困难过程中,曾向全国各省各县之博物馆、图书馆、各大学、古物陈列所、民众陈列所,以及其他公私收藏兵器之处所及人士,兼及蒙藏回及苗瑶彝诸民族,征求自汉以下以迄清季之中国兵器摄影或图形,以及关于兵器未知之著作;一征不应再征之,且曾函请各方相助为理而自行担负各种费用;如是者劳劳十数年,甚至大庙丛林之藏有古兵者,亦不舍置。今者检查所获结果,尚并非各代均有,虽一切旅行及摄影等费,均由著者担任,尚有吝不肯摄,或置诸不理,或诮为多事者。甚矣,吾侪学者专门研究之难也。”【18】
经过长期不懈孜孜不倦的努力,日积月累,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获得亚洲古兵之材料消息甚夥,像片图形,不期然而积至将近万余器之多,均亚洲之精华,可以为亚洲文化艺术之代表物,令亚洲人可以自雄者也。”【19】
周纬精通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亦通日语,有着良好的工程技术基础,且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这使周纬既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加广泛的资讯,接触到欧美最新科技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能够博览群书披阅典籍,寻根究底推本溯源。“本书未列参考书目,因著者三十余年以来在欧美日本及国内各地图书馆参考以及自行购阅,或由各国公私方面惠赠专书图籍在千总以上,限于篇幅,势难列举,故仅于图版及各插图中之每一器上注明来源及参考书,并于文字内或页尾,随时注明各国参考书之原名,以便读者查考。”【20】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周纬先生,照片中的签名为法文。

在成书之时周纬写道:“本书起草时,深蒙亚洲各国之政府机关及皇宫博物馆、图书馆、博物院、大学、地质调查所、考古学会以及收藏家、考古家、特别是兵器研究者,概赐惠助,或寄赠古兵摄影,或答复疑问,殷念同洲之谊,群施合作之诚,与此敬致谢忱。”【21】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周纬最终完成了计划中的三部书稿。即《中国兵器史》、《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亚洲古兵器铸造备考》。完成后的书稿以毛笔誊写在连史纸上,从导言、凡例、目录、正文、图片、备注到附录完整无缺,并配以封面装订成册。计其时间,前后已近三十年。
对此,周纬感叹“碌碌三十年,所得仅此!因略述经历甘苦及编述旨趣以代导言。”【22】可以说这三部书稿是周纬毕生心血所得。其子周南对父亲当年著书之辛苦:“南京向有火炉之称,先父书房有一朝西的窗户,甚为闷热。先父当时每日伏案挥毫,汗如雨下之情景,尚历历在目。”【23】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周纬先生之子周南先生与笔者合影。

第一部书稿《中国兵器史》。全书自旧石器时代兵器起、及夏商周、秦汉、晋唐、宋、元、明、迄清代止,另辟边疆各族兵器一节。在体例上以石兵、铜兵、铁兵为纲,按长兵、短兵、射远器及防御兵器为目分别加以论述。对石器时代的石、骨、角和蚌类兵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石兵器、骨角兵器和蚌兵器的加工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商周时代着重对青铜剑来源、形制与种类、青铜剑各部位及铸剑艺术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列举当时世界各国对中国青铜兵器的材料测试结果;汉代附铜鼓,宋代含守城武器,元代附辽、金、西夏,明代增加火器和冶铁铸兵之法;清代兵器中特别列出了暗兵器,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涉及暗器有四大类三十五种;讨论了清代晚期引进生产的近代兵器。全书图版92页,所示兵器及实物共八百五十四器,插图所示兵器一百二十八器,共计九百八十二器。”
《中国兵器史》全书共三章十六五节三十六个子节,共计二十二万九千多字。周纬说“读者有此九百数十器之图形及摄影,不啻身入中国兵器历史博物馆中一游,虽不完备,系统则未敢或乱也。”【24】

周纬的第二部书稿《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后更名为《亚洲古兵器图说》是一部关于亚洲古兵器研究的集成。亚洲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迥异。全书自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越南、缅甸、泰国、菲律宾、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中亚的伊朗、阿富汗与克什米尔,北亚的西伯利亚,西亚土耳其、高加索,西至位于非洲北部的埃及,凡亚洲国家与地区尽囊其中。首次将台湾兵器收入中国兵器进行研究的著作。全书以石兵、铜兵、铁兵为纲,按长兵、短兵、远射器和体卫武器为目分别论述。书中对日本对于日本刀剑的名称与源流、种类、徽铭及流派等做了详细的研究,列有法国人若利和美国人巴什福德.迪安(Bashfork Dean)对日本兵器的研究结果;对马来兵器做了详细研究和分类,对克力士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收录了大量克力士剑柄图片。此外还收入了马来婆罗洲上的土著民族达雅克人(Dayak)的兵器。在越南兵器中专列铜鼓一节。印度兵器作为重点,收入了塔顿爵士【25】有关印度兵器史及印度战史的内容,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印度古兵器的发展历史。
全书有彩色图版六十三幅,显示实物五百五十多器,其中包括周纬剑庐藏品约二百器。另有插图一百一十七幅,展示各类兵器约一千五百余件。全书十六章,三十八节,可谓集亚洲古兵器之大成。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亚洲古兵器图说》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定价88元。

《亚洲古兵器铸造备考》是周纬的第三部书稿。这是一部有关古兵器制造的专著,一般古兵器著作中少有涉及。虽然前两部著作涉及到石器时代石兵器制造方法、周代青铜器冶炼方法及明代钢铁兵器的制造方法。但本书中主要是采用现代金属学的研究方法,对日本刀、伊斯兰刀剑和马来克力士剑这三种亚洲特有的花纹钢材料进行了理化分析研究,同时对传统制造工艺进行了复原。
首章讨论日本古兵器之制造,分源流、制造技术和装饰三节,而制造技术又按冶铁、制刃、淬火、磨砺分别祥论,涉及肌纹、刃纹、刃尖、柄形等无不详列,此外,还特别对相刀剑术做了介绍;次章为伊斯兰诸族兵器之制造,分花纹钢冶炼和装饰材料。对乌兹钢(Wootz)的产地及来源、冶炼、铸造等工艺进行了研究。加有乔克博士(Zschokke)【26】1924年有关花纹钢的化验研究,祥列诸种分析的数据表格、力学图形和研究结论,包括《化学成分分析表》、《冷弯实验表》和《布氏硬度测试表》等图表。最后有法国古兵器收藏家研究家夏尔.毕丹博士对花纹钢的研究报告。第三章为马来古兵器制造,按照源流、制造技术、装饰材料三目分别论述。书中详细介绍了马来克力士剑的制造技术、制刃方法和花纹种类。讨论了柄鞘装饰工艺,包括主要的7种马来剑鞘;另述马来克力士之外兵器制造技术。第四章论缅甸古兵器之制造,分冶铁和制造二节。
全书彩色图版十页,共有金相图五十二幅,插图二十八幅,并附大量理化分析表和测试图十七幅。全书共四章十三节,可以说是一部非常专业的冶金学著作。
1957年北京三联书店获得《中国兵器史》书稿,延请郭宝钧先生审阅,并酌予删削,更名为《中国兵器史稿》精装出版。其后台湾明文书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等多次再版。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精装,定价5.40元。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将《亚洲古兵器图说》和《亚洲古兵器铸造备考》两部书稿合并出版。《亚洲古兵器图说》被作为主要著作,《亚洲古兵器铸造备考》则被作为附录。在章节上做了较大调整,原书稿中《剑庐藏兵》一章被删改。两部书稿的图片被合并为“图版”部分,放在全书的最后。两部书稿合并后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余字,定名为《亚洲古兵器图说》精装出版。2009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该书。
按照周纬原来构想《中国兵器史》为全书的第一部分,专注中国古代兵器研究;《亚洲古兵器图说》为第二部分,讨论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而《亚洲古兵器铸造备考》为其最后一部分,考察亚洲三种花纹钢兵器的制造;在此之前已经发表的《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一书,则为全书的前言,这样三部书稿加上一个前言就构成一部完整的亚洲古兵器研究著作。全书合计约六十五万六千多字,展示各类古兵器约二千五百件,可谓鸿篇巨制。因历史原因,这部著作最终被分成三部著作出版,时间前后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
↑周纬先生《亚洲古兵器图说》手稿。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周纬先生《亚洲古兵器铸造备考》手稿。周纬先生与中国古兵器研究↑《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1937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题写。该书为上海博物馆编辑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丛书》中的一册,这套丛书还包括沈译许的《铜鼓考备》、《漆器考》和滨田青陵的《古玉概说》。

四、学术成就

周纬先生这三部著作在中国和亚洲古兵器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是对中国古兵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周纬先生彻底摈弃了中国传统的旧方法,创造了全新的以科学考古为基础的现代研究方法。“往时金石学家做考古工作,专重文字,古时文字无传,所以不能远及三代以上。亦以民国以前,禁掘古墓,难获实物作证,此方面研究缺乏,势有固然。”【27】强调以科学考古发掘器物作为研究材料,以现代考古学理论为指导,用现代考古分析方法,以期得出科学结论。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随西方现代考古学的理论进入中国,以及一批对东方及亚洲文化执着追求的西方考古学者,对亚洲中部地区和中国西北部的考察活动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活力。
中国的考古学者开始摆脱了旧式器物学和金石学的束缚,转向并掌握现代田野考古学,使中国产生了一批以现代考古学理论为基础新的考古学家,从而将中国的考古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时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三件意义深远的事件。其一是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不但使中国古文字研究取得巨大突破,而且证实了公元前一千四百多年前商王朝的存在,对恢复构建殷商物质文化轮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二是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确定了良渚是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三是北京房山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发现,发掘出大量的骨质和石质兵器,确定周口店山顶洞是距今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文明遗址。
正是这些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和成果为周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素材,为中国古兵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并对周纬先生关于中国古兵器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书中多次多处引用国内外考古发掘报告,特别是殷墟考古和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报告,以及亚洲各国各地区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可以说周纬先生对中国古兵器的研究完全建立在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上,并得益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就。
其次,周纬先生对中国古兵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作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在时间上,上溯到旧石器及其以前的时代,这是在中国古兵器研究中一个具开创性的概念,而这直接来自周口店中国猿人的考古发现。“是以周口店原人之石兵,爪哇曙人之石兵以及欧洲猿人之石兵,均数十万年以上人类之兵器,世界考古家均赖以获证明斯期人类之生活者也。”【28】这样就使中国古兵器的研究,突破了青铜时代的上限,得到极大的扩展和延伸,找到了源头,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古兵器来自何处,这一长期困扰中国古兵器发源的问题。澄清了关于中国古兵器起源的某些错误观点和结论,强调中国古兵器的源头出自本土,绝非西来。“中华远古民族,非但曾经过固有石器时代,且起自距今三四十万年以前之原始石器时代,中间经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铜器时代,以至青铜器时代,系统绵延不断。”“从前未见中国石器而纷纷主张中华民族或文化西来之说者,今已完全失其根据,而可幡然憬悟矣。”【29】
周纬先生将古兵器研究范围的下限定为满清王朝结束的1911年,这个时间标准的划定正确而且科学,今天已经成为现代研究古兵器学者的共识。
在空间上,周纬先生跳出了历史形成的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中心的局限,首次将研究范围扩展到边疆各民族兵器,包括回、藏、彝、苗等民族以及台湾高山族的兵器。在空间上扩大了研究范围,将中国各民族古兵器的研究均涵盖在内,这是极有远见卓识的。
中国历史向来以发源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为正宗,对周边民族称呼多冠贬义,西为戍、北为狄、东为夷、南为蛮、蕃。周纬先生认为“所谓边疆各族者,系指远古时期中国主人翁之支裔,徒局于国境边区或山中年代久远,因地区不同,物产不同,气候及环境不同,遂致语言及服装亦因地而不同。”“至于今日,吾人对吾国边疆各族之认识仍不充分,但以边疆各族者实吾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而其兵器又多别具风格者,吾人又安可因其困难而忽之。”【30】
时间上的纵向延伸和空间上的横向扩展,使周纬先生能够从中华文明形成的角度来研究古兵器的历史价值和作用,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三,周纬先生首次将石兵器和玉兵器,体卫兵器和攻城兵器,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清代末期兴起的火兵器纳入研究范围,从而建立了包括石兵器、玉兵器、铜兵器、钢铁兵器、火兵器,体卫兵器和攻城兵器在内的完整的中国兵器研究体系,至于对暗兵器的研究更是绝无仅有,构建了中国古兵器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和框架。
第四,周纬先生对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兵器的论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剔除神话附会,并逐一作出评价,集中整理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关古兵器研究的结果。首次将中国古兵器与世界各地的古兵器进行比较,特别是将中国及亚洲古兵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亚洲地区古兵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过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研究亚洲各国或各民族之兵器,不但可以明了人类之起源、人种之播迁、文化之渊流、科学艺术之演进,抑且可知亚洲古人之艺术品实较欧洲同时代之器物更为优良、华美富丽,自远古以迄近代皆如是也。抑有进者,亚洲各民族之间常有不可磨灭之相互关系存在,远古已然。”【31】
第五是在古兵器研究中首次引入现代金属学理论。周纬先生在书中引用物理学分析方法从宏观上研究古兵器的硬度、弹性、断裂等特性,大量采用金相分析图片和数据,从微观上分析古兵器的材料组成、微量元素、腐蚀等性质。三部著作中所引用各种理化测试数据图表近100幅之多,涵盖青铜兵器、铜鼓、日本兵器、伊斯兰兵器等。突破了以往研究者仅限于古兵器的的形名,功能,形制,用途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与周纬先生曾经是法国桥路河海工程工程师,具有良好的金属材料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开创了对中国古兵器进行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第六,周纬先生首次以亚洲古兵器为对象对古兵器制造进行了系统研究,从青铜兵器铸造,钢铁兵器制造到体卫兵器制造,尽列于书中。而对石、骨、蚌兵器的制造方法和技术也进行了探讨,这个领域至今未见他人涉及。尤其是对古兵器制造方法的研究,将古兵器研究领域扩展到金属冶炼及材料成分研究,而对古兵器的装饰方法及材料进行了详细研究,亦属先例。
周纬先生首次集中对亚洲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三种花纹钢锻造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析,即日本花纹刃系平面碎段复体暗光花纹刃、伊斯兰诸族花纹刃和马来花纹刃系糙面凹凸花纹刃。“亚洲铁兵器范围至广,但如从其特性即特别优良精美而且世界周知各点,以及实用之利益两方面着想,则所有亚洲铁兵器之精华可缩为花纹钢刃一项言之。”【32】
周纬先生认为“余经过二十年之研究,斗胆谓其来源或铸造之方法,均出自我国战国时代。”【33】即日本刀剑、马来兵刀剑及伊斯兰刀剑发展主要受到中国周代刀剑技术影响。周纬先生关于三种花纹钢锻造技术均源于中国的观点,是非常独特和有价值的。
第七,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周纬先生将中国古兵器作为一个文化主体来研究。周纬先生在《中国兵器史》导言中开门见山的指出:“一民族固有之兵器,实与其人种,文化,历史,科学,美术,技术,及其民族之消长生息强弱盛衰,有密切之关系。”【34】“是故文化艺术高尚之国家,其人民驱体意志必甚坚强,必尚武其兵器必精利,故外族莫之敢侮;反之,文化艺术落后之民族,其人民必懦弱而畏兵,其兵器必腐败不能御敌。”【35】“是以兵器一端,不仅关系人种文化美术,及科学技术诸端,且深与一名族之强弱兴衰存亡,有密切关价系。优胜劣败,实系乎此。且此实为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不可避免之公例,石兵时代之人类如此,铜兵铁兵钢兵时代之人类如此,飞机毒气炸弹死光时代之人类如此,将来不知又用何种新式兵器之人类,亦复如此。”【36】。
换言之,中国古兵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从小至大,由弱到强,由单一民族到多民族统一融合过程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是还原历史的重要物证,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文化主体,是构成中华文明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支撑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这一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古兵器的研究方向和未来发展道路仍然不无指导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先进的武器,那么等待她的就是被异族统治,瓜分和灭亡,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在冷兵器时代,只有能够锻造出削铁如泥,无坚不摧的刀剑,这个民族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周纬先生倾毕生精力,以一人之功,历三十年之时,成就巨著,甚为艰难。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详尽,图片之精美,均为国内之首,可谓集亚洲古兵器之大成。三篇专著论述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为中国及亚洲古兵器研究之开山之作。
周纬先生大量采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手资料和最新发现,同时广泛吸取国际古兵器研究的理论与成果,确定了中国古兵器研究的范围,构划出中国古兵器发展的基本脉络,建立起中国古兵器研究的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古兵器研究的基础,为中国古兵器研究开创了全新的视野,为后来者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平台,其书中的学术观点和内容被后来者广泛引用。
著作的完稿时间为1945年,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取得的学术成就,至今仍为后来者难以逾越。
周纬先生曾说“数典勿忘其祖,溯古乃可通今,即今奋起复兴,还我良兵利器,及优美卓越之文化艺术,重树三代盛业,是则不佞研究亚洲古兵器之微意也。”【37】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古兵器之目的所在。
注 释
【1】《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前言,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2】周纬于1920年至1926年任国民政府常驻国际联盟秘书长,后任“帮代表”。“帮代表”为外交职务,在全权代表缺席时,由帮代表履行全权代表职责。
【3】周纬著《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卷首语P1,中华书局1937年6月。
【4】同上,卷首语P1。
【5】剑庐位于南京市慈悲社20号,现为江苏省建筑设计院等单位所在地。
【6】周纬《剑庐藏兵》序言,原书稿。
【7】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文P16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同上,文P228。
【9】同上,文P299。
【10】同上,文P301。
【11】同上,文P306。
【12】同上,文P194。
【13】同上,文P179。
【14】同上,文P307。
【15】夏尔?毕丹,法国著名古兵器收藏家,著有《大马士革钢》巴黎,1929年。
【16】同上,文P9。
【17】周纬《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卷首言P1,中华书局1937年6月。
【18】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导言P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9】周纬《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卷首言P2,中华书局1937年6月。
【20】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P1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1】原书稿范例。
【22】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导言P3,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23】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导言P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4】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凡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25】塔顿爵士,英国古兵器专家,著有《印度与东方武器装备》伦敦 1896年。
【26】乔克博士,瑞士苏黎世大学冶金学教授,著有《大马士革钢及其刀剑研究》 。巴黎《冶金》杂志,1926年。
【27】周纬《中国兵器史稿》P204,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28】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导言P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9】周纬《中国兵器史稿》P024,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30】同上,P208。
【31】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导言P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2】同上,文P213。
【33】周纬《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文P41,中华书局1937年6月。
【34】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导言P1,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35】周纬《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卷首语P3,中华书局1937年6月。
【36】周纬《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文P23,中华书局1937年6月。
【37】同上,文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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